李孝遷:湯因比《歷史研究》在華之傳譯

作者:Eva 發表日期:2018-09-17 07:17:43

內容提要:湯因比及其《歷史研究》在中國學術界有長久的影響。《歷史研究》出版之前,他在中國學術界已有一定的知名度。是書出版後,更引起中國學者的注意,如陳受頤、顧假南、王繩祖專門寫有書評;其餘如張君勱、雷海宗、林同濟、朱謙之、施子愉、黃文山、王繩祖等,均或詳或略論及湯氏。不僅如此,該書當年頗受中國學生的歡迎,徐遲、金庸、章開沅、羅榮渠回憶早年讀書經歷,對湯氏印象深刻。194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對湯因比興趣逐漸升溫的趨勢,因政治鼎革,在1950~1960年代大陸和港台學術界出現完全不同的價值取向。1970年代末以來,大陸和台灣學界都發生了一些新變化。1980年代大陸出現了「文化熱」,相隔十多年之後,湯著又重新進入了人們的視野,而在台灣,湯氏則已失去如日中天的地位。進入21世紀的今天,一般歷史學者很少再閱讀《歷史研究》,因為就歷史學本身而言,此書很少能經得起事實的檢驗,其貢獻主要在思想層面而不是歷史學。

  

  英國史學家湯因比(A.J.Toynbee,1889-1975)寫了一部12卷本《歷史研究》,在世界史壇享有盛名。1947年,他成為美國《時代》雜誌的封面人物,其影響似超出史學界,儼然是一位國際性公眾人物了。湯氏畢業於牛津大學,1912年擔任牛津大學古代史教師,為希臘、羅馬史和近東問題專家。「一戰」期間,在英國情報部門任職。1919年作為英國代表團成員出席巴黎和會,同年被聘為倫敦大學教授,主講東羅馬帝國史和近世希臘史。1920年擬定了撰寫多卷本《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的寫作提綱。1925年被聘為倫敦大學國際關係史教授,兼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研究部主任。「二戰」期間,任英國外交部情報司司長。戰後,作為一位和平主義者和歷史學家,活躍於國際政治舞台和學術領域。湯氏的鴻篇巨製《歷史研究》分三批出版:第1~3卷出版於1934年,第4~6卷出版於1939年,第7~10卷出版於1954年。如此卷帙浩瀚之作,實非一般讀者所能通讀。湯氏名著在學術界廣為流傳,要歸功於英國教師索麥維爾(D.C.Somervell)據《歷史研究》前10卷所作的縮寫本(牛津大學1946年出版前6捲縮寫本,1957年出版後4捲縮寫本),當時成為一種暢銷書,被譯成多國文字。


  湯因比及其《歷史研究》在中國學術界有長久的影響。《歷史研究》出版之前,他在中國學術界已有一定的知名度。大著問世之後,1930~1940年代在華產生了較大反響。1950~1960年代,兩岸三地同時出現一股「湯因比熱」(對當時大陸學界而言,準確說是「批判熱」)。1980~2008年,據中國知網(www.cnki.net)檢索,國內刊物發表有關湯氏論文達90篇,說明時至今日國人對湯氏仍有興趣。然而,先行研究論述《歷史研究》在民國的傳播和影響,則相當薄弱,除了關聯及「戰國策派」,其餘所知不多。關於1949年後湯氏在華之情形,於沛「文化形態史觀在中國的歷史命運」(《西方史學的東方迴響》第3章)作了初步梳理,頗有可取之處。汪榮祖《史學九章》第3章「湯因比的《歷史研究》」,論述此書在歐美學術界之興衰,兼及台灣學界的反響,甚有參考價值。本文擬發掘新史料,以期全面呈現湯氏及其《歷史研究》在漢語世界中的傳譯過程。

一、名著出版之前

  目前所知,湯因比論著的最早中譯文是《德國蹂躪比利士全境之詳情》,譯者署名「劍函」,發表於《大戰事報》1918年第3、4期。1923年譯刊於《學衡》雜誌的《希臘之留傳》(The Legacy of Greece),系英國李文斯敦(R.W.Livingston)所編,網羅碩學名士撰文,「論希臘哲理、文章、藝術、科學之大要,並其及於後世之影響,陳義述學,引古證今,異常精湛」。第九篇《希臘之歷史》,即由湯氏所作,郭斌龢譯,發表於《學衡》第27期(1924年)。吳宓的「編著識」對湯氏作了簡略介紹:「童璧Arnold Toynbee倫敦大學東羅馬及近世希臘方言、文學、歷史教授。」①

  「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蔣廷黻較早關注湯氏的學術活動,「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他每年印發一份記錄、分析世界大事的資料。他的語文造詣和觀察力都很出眾,對我來說,他簡直就是阿克吞(Lord Acton)第二。他的學識的確淵博。但,一個人從事這樣廣泛的調查工作,自然在極細微的地方,也難免有疏漏的地方。詳讀湯恩比的著述,特別注意其中關於中國及遠東部分,我發現不僅事實正確,而且了解的也極深刻」。1927年,湯氏《中國革新運動與日本、土耳其革命運動的異同》一文譯載於《國聞周報》,蔣所作按語云:「陶恩培是英國專門研究近東問題的一個人,他著的《土耳其》一書,大為一般學者所稱讚。」②1935年,蔣在英國會見湯,被其視為在短暫留英時期中一項重大的收穫,那時「大家都談論他的不朽之作《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該書證明他對各期歷史均甚熟稔,正如《國際事務調查》能證明他對當代各國有充分的了解一樣。他的智慧實在是英國和二十世紀的一項光榮」。③

  《太平洋雜誌》(Pacific Affairs)1934年3月第7卷第1期(pp.3~14),湯因比發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地——歐戰乎?亞洲乎?》(「The Next War—Europe or Asia?」)一文,引起中國學者的留意。同年4月26日,胡適讀到該文,認為湯氏意見與他頗相同。當時胡正準備為《大公報》作「星期論文」,不易得題目,後決定用湯氏的預言為題,寫成《一個民族的自殺——述一個英國學者的預言》。此文系節譯湯氏之文,末尾則加胡的結論,「寫成後頗自喜」,④發表於《大公報?星期論文》(1934年4月29日)。胡指出,湯氏主編《國際事務概覽》是「世界公認為最公平的記載」,「陀音貝先生是一個歷史家,他愛用史事作比例,前四年我們談中國中世史,他勸我用東羅馬帝國的歷史作比較」。⑤按,「前四年」之說應是誤記,胡跟湯討論中國中世史是在1926年。那年12月3日,胡在英國勞德埃(Lloyd)家中吃飯,湯亦在座,「談甚久」;同年同月12日,湯請胡到家裏吃飯,胡日記說:「此君論國際事最有見地,熟於史事,甚可敬。我與他談起中國由中古變為近世,大似歐洲之由中古變為近世,其中相類似之點大有『暗示』的作用。他勸我看看Byzantine的歷史,也許更有類似之點。此意甚是。」⑥《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地——歐戰乎?亞洲乎?》發表的同年,除了胡適譯介之外,署名「繆通」亦將此文譯成中文,發表於《大道》1934年第2卷第3期。「譯者附識」云:「原著者湯比氏(Toynbee),是英國史學泰斗,在倫敦大學國際史研究院當教授,同時又是國際政治皇家學會的研究部長,在Pacific Affairs這方面,是重要的通信編輯。他名不虛傳,對於問題的見解,不同一班皮相之士,有獨到之處,有真知灼見。」⑦

  《歷史研究》出版之前,湯因比的名聲雖沒有日後那麼響亮,但在國際政治及國際關係史領域卻已有相當之地位。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刊行《國際事務概覽》(A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湯因比系主編,從1920年起,每年出版一冊,不但敘述歐洲政治,而且遠東政治以及南美洲方面的國際事件,也加以說明。所搜集的材料不是以國家為單位,而以國際關係和國際問題為對象。是書以記載、分析世界重要國際事件為宗旨,範圍頗廣,論時限則一年,論空間卻遍及世界各國。至於編制方法,一方面以問題為主體,另一方面則以地理區域為重心,經緯並重,條理明晰;書後附錄重要文件,如國際公約、各國外交函件等,極便研究者參考;每年關於重要問題,皆附國際地圖,指示國際現狀一斑。《國際事務概覽》在中國學術界有極高的聲譽,蔣廷黻、胡適等名流皆交口稱讚。1932年,吳頌皋詳細介紹了《國際事務概覽》,推許「記載確實,說明透徹,尤為此書之長處,值得我們的讚美」;而謂主編湯氏「對於國際政治的智識的豐富,和解剖各種國際問題的方法的精確,確可令人表示相當的敬佩」。⑧此書不僅是民國學者研究國際政治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資料,而且有的高校開設相關課程亦採為教學參考書。1929年天津南開大學開設的「歐洲近五十年外交史」,以及1933年中央大學文學院史學系開設的「西洋現代史」,所列參考書皆有A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⑨
  
  此外,1929年太平洋國交會在日本京都舉行,湯氏是英國代表團成員之一。會議閉幕後由日本取道朝鮮到中國東北、北京、上海等地旅行。1929年12月6日,湯氏在北平「中國社會及政治協會」(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發表演講「從土耳其至遠東之旅」(A Journey Through Turkey to the Far East)。⑩1931年,湯氏出版《中國旅行記》(A Journey to China),同年葉公超在英文版《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31年第15卷第2期撰文評論。凡此種種可以肯定的是,在湯氏大著《歷史研究》問世前,他在中國學術界已頗有些知名度了。

二、首篇中文書評

  《歷史研究》前3卷出版於1934年,第4、5、6卷出版於1939年,隨之即流傳於中國學界,引起學者濃厚的興趣。至1949年之前,中國學界至少出現三篇或略或詳的書評:(1)陳受頤:《拓恩貝論西洋的正統史學》,《益世報·讀書周刊》第29期,1935年12月19日;(2)顧俶南:《介紹湯因比氏〈歷史研究〉》,《圖書展望》第2卷第3期,1937年1月10日;(3)王繩祖在《星期評論》(1941年第26、27期)「書報春秋」欄撰文介紹《歷史研究》前6卷。【11】

  湯著最早的中文書評,是當時北京大學史學系主任陳受頤所寫的《拓恩貝論西洋的正統史學》一文。英國科幻小說家兼業餘歷史學家威爾斯(H.G.Wells)在「一戰」後出版的《歷史大綱》(Outline of History),西方學者對其批評可謂「毀譽參半」,甚至譏諷其為「野狐禪」。在威氏之後,以一手一足之烈著新通史者,陳受頤認為湯著是「最有趣味與見地,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湯氏每年出版一冊《國際事務概覽》,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譽,胡適稱之為「當代春秋」。《歷史研究》之目的,在乎以新時代的立場,利用新學術的工具,重新排比和解釋人類過去的全部歷史。毛子水稱之為「新史學的《讀通鑑論》」。陳氏認為,「著者是英國現代學問最稱博洽,見解最為獨立之聞人中的一個。以言著史的準備,比之韋爾思輩當然遠勝,可不必論。但以個人的精力,想博通世界全史,亦談何容易?所以,拓恩貝先生除了請教專家十三人之外,更徵引了無數的各方面的史學專著為他新著的原料。他的語言文字知識,本甚可觀,然因為範圍太廣泛了,有許多史實不能采自原文,而不得不依賴着轉手的著述」。他已經預示湯著最大的弱點,恐怕在於許多史實不夠精確,並指出將來各國史料有新發現,史學有大進步的時候,湯氏的見解和取材,都不免於更正。所以,這篇書評並沒有細談《歷史研究》的內容,而着重於湯氏對西方正統史學之態度。

  每一個時代的史學,總脫離不了一個時代的精神。因此,湯因比認為,西方近代正統史學受到兩種時代制度的支配:一是工業制度,二是民族主義,兩者都深刻地影響着史學工作的範圍。

  工業制度在人事方面為分工,在手段方面為利用科學以控制環境。實施方法是儘量採取分工的程序,化原料為製造品。現代的文史學工作已有工業化的情形,學報、期刊是製造品,素未謀面彼此興味僅有些小關聯的投稿者是分工的工人。許多史學家的意識也受到影響,如19世紀德國蒙森(Mommson)、蘭克(Ranke)。他們最得意的工作,是變原料為製造品(編文)及半製造品(史料的匯集與注釋)。修史的方式也採用工業的分工法,如英國劍橋大學的幾套斷代史,氣象非不宏大,正如現代工程中的大鐵路或大橋樑;主修人亦不朽,正如重要的工程師。但無論如何,施用工業方式於文史研究是不能絕無限制的,否則會把史學引向歧途。史學界對於工作的價值觀念,已完全被史料所蒙蔽。史料較多的領域,人爭趨之,為的是大家都想奪取原料去變成製造品,不問原料本身的價值多大。個人的聰明才力,變成了史料的奴隸,隨史料多少而轉移。

  現代史學形成的背景,不僅是近代工業高歌猛進的時期,而且也是民治思想和制度發展的時期。「民治」的酵酸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的魔力在於以國家替代世界,把國家變做自給自足無待於外的一個單位。19世紀史學家在民族主義高漲之時,都走入了研究「國史」,或整理本國史料的道路。就以研究世界史而論,亦不能不以本國史為重心,不能不以本國的民族意識為立足點。於是,客觀的史識常常為主觀的愛國心所駕馭,一國的歷史成了史家的世界,頌揚、辯護本國成了史家的先天職務。各國政府開始集中舊檔,無意中便利了國史研究,無意中養成了國史專才。各據一方的局面既成,分工的程序自然變成必然的狀況。於是完整的西洋史被分裂為互不相關或相關極少的國別史,國別史又被碎為若干斷代史。由此而養成的陋習和成見,正是湯氏所深為嘆息,視為病態。分國分期的史學研究,便於學者集中精力,湯氏自然不會不明白,但他所反對的是一班人視此為天經地義,把手段當作目的,眼見零碎的枝節而不看整個森林。

  對於湯氏的史學見解,陳受頤認為:「我們雖不能完全的混論吞出般的接受,大體說來是頗有參考的價值和不少有益的暗示的。我國文史學之新工作方始萌芽,國家民族的觀點,史料的搜集與整理,分工的治學與撰述,只恐其不及,不怕其太過。則所謂正統的史學的努力,尚有待於當代學人,然一面亦正不妨如胡適之先生所常言的『異端左道並蓄兼收』,以求加速的進步與多方面的發展。我們雖不必與拓恩貝見解從同,拓恩貝的史實知識,雖不見得全無破綻,而此書體大思精,遠在韋爾思《歷史大綱》之上,終有一讀的價值也。」陳受頤對湯著之態度,大體可謂「敬而遠之」,這不僅是陳氏個人的看法,恐代表了當時中國史學界主流的觀點。陳是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兼主任,與傅斯年、胡適、毛子水等人過往甚密切。書評提及胡、毛二氏對湯著的正面評價,但並不意味着他們認同或追隨湯氏所倡導文化形態史觀的治史方法,胡適也沒有實踐湯氏勸其將中國中世史與東羅馬帝國歷史作比較研究的主張。更何況,湯因比《歷史研究》在西方學術界的興衰之旅,說明他從未被學院派專業史家所接受,因為他的治史取向違反了史學的「紀律」,【12】正如曾受過湯氏影響的「戰國策派」一樣,曇花一現,不會有長久的學術生命力,他們成果的價值主要在思想方面而不是史學。陳受頤立足於中國現代史學建設的實際需要出發,鼓勵湯氏所極力批判的「國家民族的觀點,史料的搜集與整理,分工的治學與撰述」,這正是一種「符合國情」的理性選擇。西方史學界所流行的新事物,並不是樣樣適合移植到中國這片土壤;盲目追隨西方所謂新思潮,並不會促進中國現代史學之進步。民國時期以胡適、傅斯年為首的新歷史考據派,主張以蘭克的科學史學作為中國現代史學建設的典範,並不意味着這些學者對當時西方史壇最新動向一無所知,「趨新反入舊」;而是因為中國史學專業化起步比西方晚,中國史學界最需要的是「補課」——以蘭克的科學史學觀念系統搜集、整理史料;否則中國現代史學必將建立在沙灘上,而不是堅實的磐石上。所以,傅斯年才用心良苦地倡言「史學只是史料學」,誠如陳氏所言「只恐其不及,不怕其太過」。如果我們因此簡單地認為傅斯年不明「史學」與「史料」之別,他所標舉的在西方史壇已不時興的蘭克史學為旗幟,乃其昧於西方史學發展之大勢,則實低估了先人的智慧。

三、學者群體之引介

  《歷史研究》出版後,中國學者時常引征,尤其「戰國策派」借鑑斯賓格勒(O.Spengler)和湯因比「文化形態史觀」,更是人所共知。中國學者最早在著述中引征《歷史研究》相關論述的是張君勱。1935年,張在廣州明德社學術研究班和青年會作「中國與歐洲文化之比較」系列講演,對《歷史研究》之思想作了介紹。這些講演又題名《明日之中國文化》,商務印書館1936年出版。「陶尹皮」認為創造世界文化的有21個單位,張認為其中重複頗多,可減而損之者很多。文化的起源,通常有二說:一為地理說,二為人種說。湯氏既反對獨以地理或獨以人種解釋文化發生原因,乃創「挑戰與反應說」,謂環境向人類挑戰,人類必須謀所以應之,然後方能發生文化。張謂此說較地理說、人種說「合於事理」。【13】事實上,張君勱宣揚湯因比史學方面作了許多努力,他不僅在各大學、學術團體講演中,不時向人們介紹湯氏,而且1950年代台灣翻譯出版的《歷史研究》前6卷節本,也與他有關。張為鍾建閎譯的《歷史之研究》節本所作序文中說:

  我於陶氏書輾轉反側以求之者,亦幾有年。始也偶得之於滬上書肆,當講學學海書院,為諸生講授東西文化比較之日,始引其說而著之於《明日之中國文化》講稿中。此時陶氏書方成三冊。嗣抗日戰起,由寧而漢而渝,西方新書來源斷絕,乃托友人求之海外。則以戰時郵寄不易為辭。一九四四年抵紐約之日,搜求年來所未讀之書,首及於陶氏,美書賈答以此書在美無存者,惟有去函英國詢之,隔一年之後,我已由美返國,方由倫敦寄到。一九四五年由美返國之際,因陳伯通之介,晤平日所心儀之陶氏。……我所得於陶氏之印象,為人沉默寡言,謙謙君子,千百萬言之大著,均自抄寫,不假手於字機,可謂精勤極矣。去歲游印之日,將美人桑馬威爾氏摘要而成之陶氏書節本,屬鍾介民先生譯之。介民先生譯述之富,為國人之冠,近得來書,知譯事已竣,於是我十餘年來所以為國人介紹陶氏書之心愿,可謂庶幾達矣。【14】

由此可見,張君勱為了能讀到湯著,引介於國人,幾經周折,從中也說明了《歷史研究》對張氏有極大的吸引力。

  1948年,張君勱在武漢大學講演《我國思想界的寂寞》,專門論及《歷史研究》,謂之「二十世紀第一部大著」。張批評中國對湯著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試問世界上有如此一本偉大的巨著,我們的思想界中,把這本書提起過的有幾個人?把這本書的內容詳細來討論的有什麼人?把陶氏議論的是非,加以批評的,又有什麼人?或以陶氏的方法,應用於中國歷史的各時代,又有什麼人?這是我所謂我國思想的麻木」。【15】張的批評或言之過甚,《歷史研究》出版後,中國學者回應迅速,報紙雜誌以及學人論著時常提及湯著,1937年中山文化教育館還計劃翻譯出版這部書,名《歷史之研究》,系「中山文庫」之一種,【16】可見學界對它的重視。事實上,張君勱的感嘆恐怕是出於中國學界主流對《歷史研究》的漠視。中國現代史學的取向與湯氏風格實有隔膜,此決定《歷史研究》這樣一種歷史哲學體系,不可能在中國主流史學界引起熱烈的討論,其影響主要限于思想界或史學理論界。張君勱之所以如此器重湯氏,想必他們之間治學取向頗有些共鳴,乃志同道合者,但一相情願要求用湯氏方法研究中國歷史,不僅不切實際,而且也並非是一種遠見的主張。

  1930~1940年代,以雷海宗、林同濟為代表的「戰國策派」在張君勱倡導之前即已作了嘗試,但事實證明他們的努力最後失敗了。斯賓格勒、湯因比的理論極大影響了雷、林二氏的「文化形態史觀」。1942年,林同濟在昆明一次講演中說道:

  歷史形態學或統相學是利用一種綜合比較方法來認識各個文化體系的「模式」或「形態」的學問。各個文化體系的模式,有其異,亦有其同。我們研究應於異中求同,同中求異。斯賓格勒曾應用這方法寫出他的《西方的沒落》的傑作。最近英國史豪湯貝的《歷史研究》一巨著(二十一個文化體系的研究)也是這個方法的另一應用的結果。在中國方面應用這個方法而有卓著成績的,恐怕是畏友雷海宗先生。他的《中國的兵與中國文化》一小書,國人應當注意。【17】

1948年,雷海宗在清華大學講授西洋文化史,讓學生討論兩年前剛剛出版的《歷史研究》節本。【18】華裔學者林同奇回憶20世紀40年代與林同濟一起生活片斷說:「他和我之間就像導師和學生的關係。他讓我制定一個學習計劃,從西方歷史開始,然後續學西方哲學史。但是他從未檢查過我學習的進展情況。他只是讓我閱讀書架上任何一本令我感興趣的書。我那時很貪心,曾埋頭苦讀施本格勒大部頭的《西方的沒落》,最終半途而廢,也沒讀懂多少。後來同濟就向我推薦湯因比的《歷史研究》的縮寫本。我之所以研究這兩個作者,是因為他們都極大地影響了同濟的歷史方法論,即所謂的『形態歷史觀』。」【19】1946年,林同濟將戰國策派的一些論文編輯出版,直接冠之以「文化形態史觀」,指出:「關於方法論——一個根本又根本的問題——我以為中國學術界到了今天應當設法在五四以來二十年間所承受自歐西的『經驗事實』與『辨證革命』的兩派全套外,另謀開闢一條新途徑。憧憬展望之中,我把它名叫『文化統相法』。……大凡對歐美三四十年來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發展略加留意之人,恐怕都曉得他們各科門的權威學者正在如何不謀而合地朝着我所指出的方向邁進。其中尤堪參照的,我認是所謂『歷史形態學』(morphology of history)者。」【20】遺憾的是,「文化形態史觀」這套理論學說雖曾在西方學術界引起很大的爭論,熱鬧非凡,但從來沒有在西方學界形成典範,林同濟似沒有真正把握西方學術發展的趨勢。

  民國時期史學理論研究領域,朱謙之是比較突出的一位學者,像湯氏那樣的大著,自然會引起他的注意。朱氏認為《歷史研究》第1冊把世界文化分為21種單位,「這是很值得我們去討論」。【21】1942年,他在中山大學文學院向全體師生髮表演講,「余於本年3月間呈請休假,研究題目為《比較文化史》,蓋比較文化史一題目,今之研究者甚鮮。外人之研究者亦遠不如比較語音學、比較文學、比較教育、比較法律等為多,最著者如德人斯賓格勒(Spengler)所著《西歐的沒落》在1918至1922年出版,次為英人托因比(Toynbee)所著《歷史研究》一書,從1934至1939年(戰前)已出版六大冊,都可算是比較文化史的體裁。……英人托因比認為人類創造文化不過六千年,人類文化最多不過三十萬年,他分文化單位為21種,而認中國文化也是僵化的文化,已走向停頓的階段,都成過去。……對中國文化的觀察都是錯誤的,都是有損無益的,於事實也大相違背。……余反覆思惟,乃有《比較文化史》之擬作」。【22】寫一部「比較文化史」是朱謙之的一個夙願,至1949年他還說《西方的沒落》、《歷史研究》都是「鴻篇巨製,可稱比較文化學中不可多得之名著」;但他又認為,「陶因貝的《歷史研究》前冊實最為精彩,但其根本觀點,雖有科學的基礎,卻甚平庸,以較斯賓格勒世界之歷史哲學的構想,則未免遜色」。最後計劃「如果環境稍微安定,在最近的將來,我願竭力貢獻一部完整可觀的《比較文化學》,以求與Spengler、Toynbee之著作並駕齊驅」。【23】

  最早比較斯賓格勒與湯因比史學思想之異同的,是1945年施子愉發表於《東方雜誌》的《斯賓格勒與陶因比》一文。以文化是有機體這種觀念為出發點,斯氏在縱向方面反對歷史進化論,在橫向方面駁斥文化一元論。他要斬斷希臘、羅馬與西方文化一線相沿的歷史觀,拆散「上古—中古—近代」式的分期圖案。因此,他反對以歐洲歷史為世界歷史中心的觀念,這一點與湯氏完全一致。斯氏提出自古至今地球上所發生的文化共有9個,而湯氏則認為有21個;兩人之所以有不同的「文化名單」,一方面是因為斯氏所謂的「文化」,較湯氏完整和有規律,一方面又因為湯氏對文化有一種「啟承」之說。照斯氏的說法,文化是「及身而止」,不能延續的,西方文化之於希臘、羅馬,根本是另起爐灶,並非一脈相承。湯氏則以為文化也像人類一樣,可以有親屬關係。文化與文化之間何以知道有啟承關係存在?他認為有三種跡象可尋:大一統帝國、大一統宗教和蠻族入侵。大一統帝國結束了舊文化,而大一統宗教一方面是行將衰亡的舊文化人的遁世之所,一方面又孕育了下一代新文化的種子。這種大一統宗教有由外輸入的,如中國的大乘佛教、西方的基督教;也有本土產生的,如印度的印度教、阿拉伯的伊斯蘭教。大一統帝國的崩潰不是由於也不是始於蠻族入侵,但形式上的表現往往是蠻族入侵。蠻族入侵以後,紛紛在帝國舊址上建立起許多部落國家,這些國家旋起旋滅,不能作為下一代承先的文化基礎,不過是新舊文化交替的一種現象而已。因為湯氏有文化的「啟承」之說,所以他與斯氏對中國文化、印度文化、伊斯蘭文化的解釋有很大的歧異。【24】

  《歷史研究》在民國時期雖沒有出版中譯本,但英文本或縮寫本在知識分子間傳閱頗廣,留下了一些評論文字。1937年,齊思和在《研究中國社會史應注意之點》提到,「Arnold Toynbee近著A Study of History一書,已出三冊,志在創造一新歷史哲學,頗饒興趣。……最近湯俾氏之解釋較遠之史事,其事較易,尚可自成一家之言」。【25】1947年,傅統先說:「近來在家裏讀到兩部關於世界文化史的巨製:一本是英國托因比(Toynbee)的《歷史之研究》,一本是美國杜倫的《文化的故事》。前書是研究歷史哲學的,共分十三大部分,現已出書六大冊,尚僅及全書之第五部分,將來預備另文介紹。」【26】據楊絳女士回憶,1940年代「陳衡哲正在讀湯因比(Toynbee)的4卷本西洋史,已讀到第三冊的後半本,但目力衰退,每到四時許,就得休息眼睛」。【27】此處「西洋史」疑是《歷史研究》。陳氏乃民國著名女性史家,從事西洋史的教學與研究,視力雖衰退,然仍堅持研讀湯著,說明在她看來,《歷史研究》是一部非常值得一讀之書。1948年,黃文山在《文化學的建立》指出:「湯氏的《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London,1934-1939,已出六冊)實質上是應用文化個案的方法,來研究文明的發生、長成、衰老與律動的原因,並根據所獲得的原則,來判斷當代西方文化的前途。湯氏對於文化的哲學的洞見,頗與斯賓格拉(Spengler)在《西方的沒落》一書的見解相同,不過湯氏有特獨的天才,廣博的學問,這點似又超出斯賓格拉的能力以外。」【28】

  作為地理學、氣候學家竺可楨也有心留意湯著,日記中多次提及。如1943年10月26日記英國大使向他贈書77本,均為牛津大學出版,「其中有阿諾德·湯因比之《歷史研究》,凡四、五、六卷三本,系近時大著也。其第一、二、三卷乃述世界各國之組成,四、五、六則述各文化國家之如何進化。其中對中國、巴比倫、印度、希臘、羅馬均有詳述」;1949年3月28日記「晚閱Arnold J.Toynbee湯因比Civilization on Trial《文化在審判中》」;1949年3月30日記「上午閱《文化在審判中》……Toynbee又信世界十九種文化僅存其五,即西歐文化、東歐文化、回教文化、印度文化與遠東文化。目前西歐文化雖佔優勢,但日後殊難逆料。以為將來除非人類同歸於盡,中國文化必能生存」;1949年4月1日記「第一次大戰時德國哲學家Oswald Spengler施本格勒著有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西方文化之末運》,以為一種文化有其盛衰興亡的必然性,如同天然的定例一樣。李仲揆先生讀了這書以後,就做了一篇自漢以來兩千年歷史的分析,以為有三個循環,各七百年,每次均有初盛時期,繼以中落,繼以小康,最後有外族侵入而滅亡。漢之文、景、武、昭,唐之貞觀、開元,明之永樂、洪武為盛世;王莽、五代與李闖之亂為中落;東漢光武、北宋及清之乾、嘉為小康;而五胡十六國、契丹、金、元與今日西洋人之侵入為大亂。此種歷史上可稱之為定命論。英國歷史學家Arnold J.Toynbee所著A Study of History《歷史研究》,最先六本出版,亦主張歷史上之有循環,自universal state break down統一的國家崩潰而有universal church統一的宗教,最後為異族侵入而滅亡。但因宗教上新之力量而產生新的文化」;【29】1949年12月10日記「閱Science & Society《科學與社會》關於Toynbee湯因比所著《歷史研究》一書之批評,系用唯物辯證法出發點者」等等。

四、學生群體之印象

  饒有興味的是,《歷史研究》吸引了一批學生群體的注意力。一方面,湯著以宏觀的視野,縱論古今中外各大文明之興衰,這種新奇的歷史著作與當時我國史學界主流所奉行「非考據不足以言學術」學風,形成鮮明對比,在學生間頗受歡迎;另一方面,中國學者的積極引介,尤其如雷海宗、王繩祖在課堂上積極推介湯氏史學,直接引導了學生對《歷史研究》的興趣。

  現代散文學家徐遲1934年就讀於蘇州東吳大學文學院,該校開架圖書館給他印象深刻,回憶說:

  燕京的書比較多而不太起作用,不如東吳的圖書館書雖不多然而都能起一定的作用。有許多著名的書,諸如《歷史學研究》的名家湯因比(Arnold J.Toynbee),《金枝》的作者富萊塞(J.G.Frazer)和《智慧的七根柱子》的作者勞倫斯(T.E.Lawrence)等等,我雖還讀不懂它們,但是這一類的書我都瀏覽過不止一次,並能欣賞他們的一些文筆,甚至從湯因比我還受有一些受用了一輩子的概念。【30】

  金陵大學歷史系王繩祖對《歷史研究》曾作過積極的推介工作。1936年他通過中英「庚款」留學英國考試,進入牛津大學研究院攻讀世界外交史,1938年獲得文學碩士學位,1939年秋回國後一直任教於金陵大學。1941年,王繩祖在《星期評論》發表書評,詳盡評論了《歷史研究》。嗣後,劉節閱讀到王介紹湯著之文,作了摘錄,認為「其中頗多新見解」。【31】當年金陵大學歷史系學生章開沅後來回憶,「我還要感謝金大另一位已故老師王繩祖教授,是他在動盪不安的南京為我們開設湯因比史學介紹講座,使我們對這位大師的思想體系興味漸濃」。【32】

  中國武俠小說家金庸對歷史興趣由來已久,青年時代讀過《資治通鑑》和威爾斯《世界史綱》等;尤其是1946年在上海買到的湯因比《歷史研究》節本,對他影響很大。半個多世紀之後,他在與日本池田大作對話錄的「序言」(《不曾識面早相知》)回憶當時驚心動魄的感受:

  抗戰勝利後,從西南回到故鄉,在上海西書店裏買到一本A.Toynbee(湯恩比)大著A Study of History(《歷史研究》)的節本,廢寢忘食地誦讀了四分之一後,頓時猶如進入了一個從來沒有聽見過、見到過的瑰麗世界,料想劉姥姥初進大觀園,所見所聞亦不過如是。想不到世界上竟有這樣的學問,這樣的見解。湯恩比根據豐富的史實而得出結論:世界上各個文明所以能存在,進而興旺發達,都是由於遇到了重大的挑戰而能成功應付。我非常信服這項規律。這本書越是讀下去,心中一個念頭越是強烈:我如能受湯恩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學生,此後一生即使貧困潦倒、顛沛困苦,甚至最後在街頭倒斃,無人收屍,那也是幸福滿足的一生。

1940年代末,金庸來香港《大公報》工作,工余着手翻譯《歷史研究》節本。因西洋史修養不足,困難重重,後又因工作上的需要,轉而翻譯其他書籍,便把《歷史研究》擱下了,後見到陳曉林中譯本在台灣出版,年輕時開始的這份努力就此永久放棄。此後數十年,凡是湯因比的著作,只要能買得到、借得到的,金庸一定拿來細讀,包括《文明受考驗》、《戰爭與文明》、《從東到西——環遊世界記》、《對死亡的關懷》等,以及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活錄》英文本。【33】

  1948年3月始,北京大學史學系這學期「西洋上古史」,由美國人Charles West講授。據早年畢業於北大史學系羅榮渠回憶,4月27日,史學系學生組織討論西洋上古史,要求羅氏通述「史觀」一段,因為時間倉促,準備不及,只是臨時抱佛腳看了看West講義就跑去了。「通敘由希臘人的思想談到以色列基督教,再從近代的進步派說到馬克思,最後以Toynbee結束。因為時間太短,效果不如預期之好,臨時幾乎亂了槍法。」藉此似可推斷,West講西洋上古史或許介紹了湯著。4月3日晚,北大史學系請雷海宗講「總論西洋中古史」,作為「西洋中古史」第一課,也有可能論及湯著。4月13日,羅便去圖書館「借出Toynbee的書來乘此罷課時間一讀」。接着他計劃在暑假準備閱讀之書中就有一種《歷史研究》。此後留下了羅氏閱讀湯著的一些片段:(8月3日)「繼續念A Study of History,心浮氣粗,旋讀旋綴」;(8月5日)「Toynbee論『靜』的原始社會(primitive societies)與『動』的文明社會(civilizations)很有意思」,譯了《歷史研究》第2卷第49頁一段文字,「這段話給我一個啟示,使我恍然大悟,所謂現在論中西文化之異同之一大關鍵在此。近代西歐文明進步之飛速,與兩千年來中國文明之停滯化恰成一尖銳之對照,其原因就在別人朝前創進,而我們朝後直追。中國人的祖宗觀念重,老是幻想『炎黃世胄』、『追懷漢唐』,其實這些『死文明』把我們害了。別人憧憬着未來的遠景,而我們卻迷戀死人的骸骨;別人努力向新世界邁進,而我們卻拚命地開倒車,至今而執迷不悟者多矣」!(11月26日)羅氏在北平圖書館西文新書目錄中看到兩本書,一是湯因比的Civilization on Trial,另一是索羅金(Sarokin)的Man and Society in Calamity,「只看書名,也令人蹙眉感慨」。【34】於此可見湯氏影響之一斑。

五、「湯因比熱」

  湯因比在西方學術界大紅大紫主要是在1940年代,在美國媒體如《生活》(Life)、《時代》(Time)等雜誌的炒作之下,他居然成為《時代》雜誌的封面人物,被譽為超越馬克思的思想導師,聲名大噪。正是在此光環輻射之下,中國學術界也出現了一批湯氏的追捧者,但尚未達「熱」的程度。1949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年份,此後中國進入了一個全新時代,國內學術界之氣象與此前截然不同。194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對湯因比興趣逐漸升溫的趨勢,因政治鼎革,在1950~1960年代大陸和港台學術界出現完全不同的價值取向。在大陸學界,湯氏被視為「資產階級歷史學界裏一面大白旗」,而大受批判,慘不忍睹;而在港台學界,他則春風得意,如日中天,備受追捧。這兩種不同的景象幾乎同時發生在海峽兩岸三地,此「白」彼「紅」,異常熱鬧。湯因比是當時大陸和港台學術界共同關注的一位人物,隱然有一股「湯因比熱」,這是不爭的事實。正當中國學者熱烈討論湯著之時,1950年代中後期西方學術界出現了較多對湯著的批評聲音,漸顯冷淡,1960年代美國學術界已對湯氏興味索然了。【35】

  1950~1960年代,大陸學術界為什麼要批判湯因比?早年視湯著為「空前傑作」的王繩祖在一篇文字中回答了這個問題。第一,湯氏是現代資產階級歷史學界裏一面大白旗,非把它拔去不可;第二,湯為英美壟斷資本服務,以「大學者」身份,進行反蘇反共宣傳;第三,湯的反動歷史觀點在抗日戰爭期間的中國,找到一個市場。右派分子雷海宗、林同濟等販賣湯氏的思想毒素,大肆宣傳,標榜為歷史形態學家。「當時革命形勢的發展使這種反動學說在全國知識分子中銷路不大,但是它不可能沒有留下壞的影響。因之,在今天歷史科學的兩條道路鬥爭中,我們進一步挖掉右派反動思想的老根,還是有積極意義的。」【36】

  質言之,當時之所以批判湯因比,與兩個事實有關:【37】

  (1)湯氏是反蘇反共的,所以蘇聯學者自然不會放過他,發表了不少批判湯氏的文章。當時國內,「向蘇聯學習」成了全民的口號,當然在學術領域也要向蘇聯學習。因此,蘇聯學者批判湯氏的文字有的被譯成中文介紹到中國,如科斯明斯基《湯因比的歷史理論》(《史學譯叢》1957年第4期)、奧格雷《阿諾爾德·湯因比的文化史觀》(《學習譯叢》1958年第3期),被許多中國學者所接受。如科斯明斯基說:「湯因比的作品不是歷史,不是科學,而是關於地球上人類命運問題的神學和形而上學的幻想,是由不計其數的姓名、名稱、年月、引文、附錄、注釋、離題話、未經考證的事實、毫無根據的假說、歷史上的奇談逸事、神秘的幻想、時髦的字眼等等堆砌起來的幻想;這種幻想某些地方是引人入勝的,但是從科學的觀點看來是毫無結果的。」對此,有國內學者認為這是「對湯因比那捲頁浩繁的《歷史研究》一書所下的正確評論」。【38】曹未風、王繩祖、郭聖銘、袁英光等批判湯氏,均接受蘇聯學者的觀點。

  (2)1957年開始反右派鬥爭,雷海宗、林同濟均劃為右派分子,因批判雷海宗或「戰國策派」而禍及湯因比。曹未風提示:「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的名字一年多來已經在我國的報紙書刊上出現了好多次。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這個名字是和右派分子雷海宗、林同濟等人連在一起的。湯因比是他們的一個祖師爺,我們批判右派,和右派的猖狂進攻做鬥爭,當然是要挖到他們的洋祖宗。於是湯因比就在我國1949年以後的歷史學界獲得了一點『名聲』。」【39】當時,「湯因比」名字總是與「雷海宗」聯繫在一塊,批判湯氏少不了批幾句他在中國的「徒子徒孫」,同樣的,批判雷海宗也缺少不了他的「洋祖宗」。當年大陸學界發表了不少批判雷海宗的文章,【40】有人說,「在解放以前,雷海宗就是一個一貫敵視馬克思主義,對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進行攻心戰的人。他的反動言論有它的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便是所謂『歷史形態學』。在這方面,斯本格勒和湯因比是他的老師……湯因比在其『博大精深』的學術外衣下面,為沒落的,在垂死之前力圖掙扎的國際資產階級『製造』了一套詆毀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無怪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湯因比就成為國際資產階級最得意的寵兒之一了……在解放以前,雷海宗是斯本格勒、湯因比的反動理論的狂熱的宣傳者,雷海宗自己的『歷史形態學』(又名『文化形態史觀』)實際上是斯本格勒和湯因比(主要的是湯因比)的『歷史形態學』的中國修訂版」。【41】

  為便於批判湯因比,大陸學術界翻譯出版了《歷史研究》節本,以及歐美學者批評湯著的文章。曹未風【42】等翻譯索麥維爾2卷《歷史研究》節本,分上冊1959年出版、中冊1962年出版、下冊1964年出版,原為內部使用。書首附一長篇批判文字,即曹氏撰寫的《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批判》,【43】1986年中譯本重印時,此文被刪。中國學者不僅接受蘇聯學者的觀點,而且選譯了一些歐美學者批評湯著的文章。【44】在批判湯氏的帶動下,湯文在這個時期也經常被譯刊。【45】需要指出的是,在當年政治環境之下,有關湯的書籍或論文流通似不太廣,《歷史研究》中譯本也僅限於內部使用;「湯因比」大名雖不時出現於一些批判文章,但一般讀者恐怕很難接觸到湯著。據說,1952年穆旦(詩人、翻譯家)從美國留學回國,隨身帶了一本湯因比的小冊子,便被海關扣下;【46】可見那時中國政府對西方書刊管制已相當嚴格。

  1950~1960年代大陸學界,對西方現代史學的了解,相對而言較貧乏,大體是從蘇聯間接輸入。湯氏大著「有幸」被翻譯出版,大概也是出於批判的需要。當年批判湯氏被賦予很高的政治意義,「在我國學術思想界更進一步地揭露他的反動實質和徹底加以批判,對於開展我國學術界的兩條道路的鬥爭,消滅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捍衛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歷史學界插紅旗,還是非常必要的。同時這也是我國歷史工作者在全世界的範圍以內,參加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學術鬥爭的一個重要責任」。【47】

  毋庸諱言,批判湯氏之文大多使用政治性話語,缺乏客觀嚴謹的學術批評。不過,此類文章並非毫無學術價值,如果撇開政治的外衣,演繹出某些學術觀點,仍不乏深刻性。如曹未風指出,湯著在行文取材上耍了許多花招,引用的許多材料並不可靠,思維邏輯並不嚴密,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尤其揭示湯氏實為「歐洲中心論」者,此論均具卓識。

  在港台地區,這一時期主流史學界仍延續胡適、傅斯年所開創的科學史學傳統,尤其涉及唯物史觀這一敏感話題,學術界更加不願多談史觀問題。然而,科學史學從1930年代末便不斷受到挑戰,移植到台灣已是強弩之末。萬馬齊喑的局面已被打破。恰逢1950~1960年代湯氏先後在美國和日本走紅,影響迅速波及島內,奉為大師,尊禮有加,寫專文以介紹其史學理論與方法者,不可殫數,據說是台灣島上50年來知名度最高的外國史家。【48】

  湯因比在港台的影響涉及學術界和文化界。

  受科學史學餘風流韻之影響,當時港台學界較傾向於接受專而深的專題研究,當然也不排斥「異端左道」,湯氏受到主流學界的關注便是一例證。這種情形與1930年代陳受頤對湯著僅表示「終有一讀的價值」,已今非昔比。1951年7月19日,台灣官方曾舉辦了題為「世界文化的前途」座談會,從大陸遷往台灣的學界名流大多出席。朱家驊主持,張貴永作了「文化的起源——介紹陶恩培的《歷史研究》」長篇主題發言,【49】謂湯氏是一「偉大史家」,《歷史研究》是一部「有價值的著作」。當時湯著才出版6卷,張氏講演即介紹前6卷之大意,嗣後他還發表三篇推介湯氏之文。【50】1956年7月6日,張在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講演「陶恩培的政治史學經驗」。【51】張貴永是1950年代台灣學界全面引介湯氏史學思想「第一人」。張對西方史學素有研究,1933年獲柏林大學博士學位,1947~1948年受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之邀,赴英講學,在倫敦大學史學研究所及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與湯氏諸名家上下其議論。【52】因此,由張氏擔當傳介工作,十分合適,或最能準確理解湯氏。他曾批評台灣學界不太注意湯著,「斷章取義,間或有之,忠實地、系統地介紹,迄今未見。這是我們學歷史的人應該引為遺憾的」。【53】

  此外,王德昭發表《陶恩培論文化起源與生長》、《陶恩培論文化的中衰與解體》(《大陸雜誌》1951年第3卷第3期,第3卷第8、9期),胡秋原發表《歷史哲學基本問題兼評東比之(歷史研究)》(《大陸雜誌》1951年第3卷第10、11、12期)。《歷史研究》在港台地區出現漢譯本和節譯本。漢譯本乃湯著節本,鍾建閎譯,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7年出版;1951年,香港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於平凡節譯《文明是怎樣創造的?》,是掇取湯氏《歷史研究》節本,並參照原著而寫成。這個「節本之節本」分五部分:怎樣去研究歷史,文明是怎樣發生的,文明是怎樣成長的,文明是怎樣破落的,文明是怎樣解體的。

  在張貴永、王德昭、胡秋原等人的推動下,湯氏在台灣的名聲可謂如日中天,影響了一大批學生。台灣學者王爾敏追憶業師張貴永在台灣講述湯氏史學,「給當時學界帶來新的啟示,尤其是對於我們初入門之人,可說是大開眼界,獲益良多」。他進一步指出,「50年代台灣史學界,已進入新的思想風氣。我們當時都在這一潮流中感受、薰陶、實踐,以入於治史途徑,就是在史學問題上注重挑戰與反應,尤其我們在南港研究近代史的全部同道同人,在論著中都表現這一理論的影響。直接傳授,即出於張貴永老師的調教」。專攻中國近代史李國祁受業師張貴永等人的影響,對湯氏理論亦大加講述介紹,為研究生所開「史學理論」,前後主講十餘年之久。因此,親身經歷過那個「湯因比熱」年代的王爾敏堅信:「自50年代以來,史學界是頗受陶恩培的影響,同時亦親自看到科學主義史學派沒落。」【54】有學者認為湯因比在1960年代台灣風行於文化界,並未盛行於知識界,【55】此說似低估了湯氏在台灣學術界的影響力。

  港台地區「湯因比熱」的形成,離不開文化界人士的積極鼓吹或批評,如張君勱、於平凡、胡秋原、金庸等。文化界人士評論湯著常超出學術範圍,或借題發揮,不同程度帶上了意識形態色彩,這方面與此時大陸學界頗有相近之處。張君勱雖不是一位純粹學者,但熱心向國人引介湯氏史學,無出其右。他對湯著推許至極,「陶氏為書至浩瀚,徵引至繁富,於文化興衰,由顯著之跡以求其隱微之故,謂為二十世紀初期第一鴻篇巨著可矣」。1950年,張氏在鍾譯《歷史研究》序文發了一通感慨:「今共產黨稱霸中原,而全國人心咸知以反共為事矣!所當捫心自問者,則自信而自樹立者何在,政治上之民主制度何在,宗教上培植信心者何在,社會上結合團體相待以誠者何在?此精神條件不先具備,而空言民主,空言文化,空言文化傳統,我見其徒為口耳之譚,無補於民國中興之大業耳。嗚呼國人,其亦有聞陶氏文化自決力之說,矍然以起而翻然改圖者乎。」於平凡節寫湯著之用意在於,「當時我只想拿它來做一劑救急藥方,專治那些沉迷於歷史唯物論的朋友們的心病」。而且對湯著幾乎達到了頂禮膜拜之程度,謂之「人類智海中一顆光芒萬丈的巨星。廿世紀的英國出了這位天才,這不僅是英國的光榮,廿世紀的光榮,該是人類的幸運」。【56】台灣《自由中國》1951年第5卷第7期對於平凡節譯本發表書評,謂「我們讀了它,不僅可以獲得一個廣闊的歷史概念,而且可以清醒自己底靈魂,擴大自己底襟度,我們有了這一點點歷史的涵養,便會在這赤流滾滾,瘴氣瀰漫的當前,有勇氣為未來而作長遠的努力」。【57】論者似以湯著為消除唯物史觀的一貼良藥。然而,胡秋原則與此截然異趣,批評湯著「實則足以引起極不利於民主國家之暗示」;【58】在當時港台學術文化界,像他那樣對湯著提出質疑,或為極少數者。平心而論,《歷史研究》如此卷帙浩繁,哪怕索麥維爾節本也相當厚重,學者細心研讀並不奇怪;可是文化界人士卻也興致勃勃討論湯著,其原因或許是因為在海峽兩岸對峙的冷戰格局之下,「簡易認知了湯因比《歷史研究》所提的『挑戰與反應』觀念……似乎也暗合了台灣當時現實環境中,文化認同與政治動員的需求」。【59】

余 論

  1970年代末以來,中國大陸和台灣學界都發生了一些新變化。1980年代大陸出現了「文化熱」,相隔十多年之後,湯著又重新進入了人們的視野。飽受「文革」乏味口號摧殘的年輕一代知識分子,在湯著里發現新的價值,發表了不少研究論著,《歷史研究》中譯本又再版,湯氏其他著作也相繼出版。據「讀秀」(www.duxiu.com)搜索,1980年代以來,研究湯因比的碩士論文有5篇、博士學位1篇,其他相關論著更是數不勝數。有論者認為「多數研究者雖然欣賞和推崇湯因比的理論,但並沒有像自己的研究對象一樣,對研究有一種總體的把握,或進行一番對比研究;而是管窺蠡測,囿於一己之見,對湯因比的思想進行了過度闡釋,並得出了一些迥異於西方學者的結論」。【60】竊以為,這是對國內學界研究湯因比現狀坦率而又中肯的批評。如此眾多的研究論著,真正有學術價值者並不多,大多或閉門造車,或炒冷飯,或盲目頌揚,於學術推進毫無貢獻。在台灣,1976年出版《湯恩比與歷史》,收錄21篇論文;陳曉林重譯《歷史研究》,台北桂冠出版社1978年出版。然而,湯氏在台灣如日中天的時代則早已不在。總體而言,進入21世紀的今天,雖然還有少數學者鍾情於湯氏,但這位喜好預言的史學家已失去往昔光環,逐漸淡出歷史學界;不論在大陸還是在港台,一般歷史學者很少再閱讀《歷史研究》。就歷史學本身而言,《歷史研究》很少能經得起事實的經驗,其在西方史學史上的地位也不會太高,【61】湯因比的貢獻主要是在思想層面而不是歷史學。



注釋:

①《希臘之留傳》第一篇《希臘對於世界將來之價值》「編著識」,《學衡》第23期,1923年11月。

②《中國革新運動與日本、土耳其革命運動的異同》,《國聞周報》1927年第4卷第41期。

③《蔣廷黻回憶錄》,嶽麓書社,2003,第174~175頁。

④《胡適日記全編》第6冊(1931~193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第374~375頁。

⑤胡適:《一個民族的自殺——述一個英國學者的預言》,1934年4月29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⑥《胡適日記全編》第4冊(1923~1927),第445、461頁。

⑦Toynbee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地——歐戰乎?亞洲乎?》,繆通譯,《大道》第2卷第3期,1934年7月20日。

⑧吳頌皋:「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外交評論》1932年第1卷第1期。

⑨《天津南開大學一覽》(1929年2月),第21頁;《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史學系課程指導書》(1933年上學期),第91頁。

⑩Toynbee,「A Journey Through Turkey to the Far East」,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4,No.1,January 1930,pp.121-128.

【11】關於顧、王二氏的書評,拙著《西方史學在中國的傳播(1882~1949)》(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第282~283頁略有述及,於此不贅。

【12】王榮祖:《史學九章》,三聯書店,2006,第58頁。

【13】張君勱:《明日之中國文化》,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第11~14頁。

【14】此序文原發表於香港《再生》雜誌第2卷第2期(1950年12月),後收入《中西印哲學文集》(下),台灣學生書局,1981,第1412~1413頁。按:陳伯通,即陳源,筆名陳西瀅;《歷史研究》節本作者D.C.Somervell是英國人,並非美國人,現今大多數論著說是美國人,可能是以訛傳訛之故。

【15】原載上海《再生》第238期,1948年11月7日;又見《中西印哲學文集》(上),台灣學生書局,1981,第198、199頁。

【16】《中山文庫世界名著譯叢書目》,《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第4卷第2期,1937年夏季號。

【17】林同濟:《民族主義與二十世紀—— 一個歷史形態的看法》,見許紀霖、李瓊編《天地之間:林同濟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18】齊世榮:《一代名師——雷海宗先生》,見《清華舊影》,東方出皈社,1998,第342頁。

【19】林同奇:《「我家才子,一生命苦。可嘆!」——與同濟一起的日子》,見許紀霖、李瓊編《天地之間:林同濟文集》。

【20】林同濟:《形態歷史觀》,見《時代之波:戰國策派文化論著輯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第5~6頁。

【21】朱謙之:《哥侖布前一千年中國僧人發現美洲說·自序》,《朱謙之文集》第7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22】朱謙之:《世界觀的轉變》,《朱謙之文集》第1卷。

【23】朱謙之:《比較文化論集》,《朱謙之文集》第7卷。

【24】參見施子愉《斯賓格勒與陶因比》,《東方雜誌》第41卷第8號,1945年4月30日。

【25】齊思和:《研究中國社會史應注意之點》,《大公報·史地周刊》第125期,1937年2月26日。

【26】傅統先:《文化的故事》,1947年12月11日《申報》。

【27】楊絳:《懷念陳衡哲》,見《楊絳作品精選·散文》,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28】黃文山:《文化學的建立》,國立中山大學法學院《社會科學論叢》1948年抽印本,第25頁。

【29】按:李仲揆即李四光,竺可楨所提到那篇文章為李四光寫於1932年《戰國後中國內戰的統計和治亂的周期》一文。

【30】徐遲:《我的文學生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第95頁。

【31】劉顯曾整理《劉節日記》(上冊),大象出版社,2009,第232頁。

【32】章開沅:《我與辛亥革命研究》,《家學與師承——著名學者談治學門徑》,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第112頁。

【33】《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金庸/池田大作對話錄》,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第8頁。

【34】羅榮渠:《北大歲月》,商務印書館,2006,第286、279、338、341、405頁。

【35】參汪榮祖《史學九章》,第39、40頁。

【36】王繩祖:《批判湯因比的歷史觀點》,《南京大學學報》1959年第2期。

【37】參於沛《文化形態史觀在中國的歷史命運》,見鮑紹霖編《西方史學的東方迴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第110頁。

【38】郭聖銘:《批判阿諾德·湯因比的反動史觀》,《文史哲》1962年第1期。

【39】曹未風:《對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批判之一》,《學術月刊》1958年第9期。

【40】胡鍾達:《揭露和批判雷海宗的反動歷史觀》,《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復辟》第3輯,科學出版社,1958;梁萍:《雷海宗的反動「歷史形態學」觀點批判》,《歷史教學問題》1958年第2期;袁英光:《「戰國策派」反動史學觀點批判——法西斯史學思想批判》,《華東師大學報》1958年第2期;郭聖銘:《雷海宗的反動歷史觀點批判》,《華東師大學報》1958年第4期。

【41】胡鍾達:《揭露和批判雷海宗的反動歷史觀》,1957年9月12日《光明日報》;又見《反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復辟》第3輯,科學出版社,1958,第133~134頁。

【42】曹未風(1911~1963),翻譯家,原名曹崇德。浙江嘉興人。20世紀30年代曾任上海培成女中教務長、大夏大學教授兼外文系主任,並在暨南大學、光華大學執教。抗日時期來到貴陽,任貴陽師範學院、貴州大學教授,被文通書局聘為編審委員,同時致力於莎士比亞劇本的翻譯工作。日本投降後回上海,曾擔任商務印書館出版部部長。1949年後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高教處副處長、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副局長、上海市外國文學協會副會長。

【43】發表於《學術月刊》1958年第9、10期,1959年第1期。

【44】索羅金:《論湯因比的歷史哲學》(《國外社會科學文摘》1961年第3期)、希爾(Christopher Hill)評論《歷史研究》第12卷(《國外社會科學文摘》1961年第8期)。

【45】如《我的歷史觀》(《國外社會科學文摘》1961年第3期)、《種族戰爭能把世界變成廢墟嗎?》(《外國史學動態》1964年第1期)、《文化概念和定義述評》(《國外社會科學文摘》1965年第4期)、《英國和阿拉伯人的關係需要從新開始》(《亞非譯叢》1965年第3期)等。

【46】鯤西:《推窗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第8頁。

【47】曹未風:《對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批判之一》,《學術月刊》1958年第9期。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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